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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看过新戏。

日前在江南大戏院观看了广州红豆粤剧团的孵化剧目《易水寒》，看罢和友人笑言：这部戏放在“孵化剧目”里真有些欺负人——剧作成熟齐整到这般程度还叫“孵化”，那叫其他真·孵化剧目如何自处？蛋清？胚胎？

平心而论，《易水寒》即便不作为孵化剧目，以它的创作阵容和制作成本，在近年的新编剧目中都能算得上诚意十足：节奏合理，词曲谐和，文笔流畅，青年演员演出也较认真投入，没有太明显的失误疏漏，有一股子昂扬奋发的精气神；田光夫妻自尽一场甚至称得上非常感人（一般来讲，一部戏只要有一个场面能让人记住就已经算成功）。更难得者，是剧本。这些年的粤剧新编戏中，像这样既不为任务又不为乡贤、仅出于自身求索而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原创”剧本已经很少了，上一个能给我带来类似思维快乐的剧目还是《汉高祖刘邦》。我喜欢这种能带给观众新视角的剧作，这也是戏剧创作的魅力：打破“众所周知”和“自古以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我在观看《易水寒》的过程中，违和与不适感却一直挥之不去。

历史是人性的窖藏。

荆轲刺秦，千百年来，我们多着眼于事件，而疏于对荆轲内心以细致观照……后世言事，多难意会，唯本剧可算一解。

这是《易水寒》剧情本事的第一段，可以视作编剧的一番自述，如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太史公言”。从这番自述能看出，《易水寒》的主题思想是要从“历史”折射出“人性”与“内心”。“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这一句有了新解：通行一般将这里的“术”解释为“剑术”，但如果以“济世治国”之“术”解之亦未为不可——以此为基础，重新解读荆轲在刺秦之前的心路历程，对刺客身份、自身命运的犹豫矛盾，塑造出不同于以往文学艺术作品多以武夫游侠定位的“另一个荆轲”。这个切入点应该说选得很好，我喜欢它提出问题的方式，但我不喜欢它给出的答案。全剧我都在试图探寻《易水寒》编剧想要传达的“人性”和“内心”。可惜通篇只有太子丹的自私猥琐歇斯底里这种粗疏片面的“人性展现”，至于荆轲，他给人的感觉就更不真实了。

看戏同时我有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孟蒙《论〈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形象的复杂性》（知网上有，有兴趣可以一看），看过当知《易水寒》并非荆轲内心观照的千百年来第一解，或者该说，解得比《易水寒》令人信服得多。《论》一文提出荆轲有别于《刺客列传》其他刺客的行为特征，分析出隐藏在这些差异和事件底下荆轲的性格和取向，以及司马迁把荆轲列于五人最后却给予最大量篇幅的“史家之言”。

“司马迁笔下的荆轲形象与其说是一个能文的侠客，不如说是一个能武的文人。”

《史记》征引的文章包括秦汉间的传记小说《燕丹子》，而《刺客列传》中对荆轲描写与《燕丹子》最大的不同，除了把某些过分传奇的部分改写得更为平实之外（如荆轲面见太子丹时屈服众宾客，又如太子丹以“黄金投龟，千里马肝，姬人好手”巴结荆轲等），更添加了几个荆轲的“小故事”，一是“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二是“鲁勾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最后当刺秦失败，又引述一段鲁勾践的评论“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史家某种程度上也与编剧相似，史家选取事件，编剧编织故事，而其思考、态度则隐藏在事件和故事之中。如果自己跳将出来强为解说，于史家是失格，于编剧便落于下乘了。

《刺客列传》中的荆轲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人物——不止复杂，而且矛盾。他一方面深沉好书、回避争斗，另一方面酒酣狂歌、旁若无人；一方面广结豪贤、谋求仕进，另一方面当太子丹对他拜为上卿、委以重任，他又迟迟不发，一再推诿。这也与司马迁对荆轲的态度相应：既赞赏，亦惋惜。《燕丹子》中的荆轲反而比较纯粹，田光通过对比评价曰：“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舞）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神勇，是《燕丹子》对荆轲的定位，亦即与游侠相仿的义勇之士。而《刺客列传》通过选取正反两面的事件，表明“荆轲刺秦”实际上是一桩性格悲剧。刺客的特征是决然赴死、一击必中，然而荆轲对刺秦、对刺客身份始终处于摇摆状态，纵然“神勇”，事不可成。太子丹最终选择了荆轲，客观上也证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易水寒》对荆轲的塑造方式却与《刺客列传》相反，把“荆轲刺秦”这一历史事件从性格的悲剧改为命运的悲剧，又把田光关于“血勇脉勇骨勇”的评论移花接木套到荆轲身上，于是就把荆轲从刺秦失败的责任中摘得干干净净。

《易水寒》对历史的“移花接木”还不止于此。剧中荆轲进予太子丹的上、中两策，在《史记》中实出自太傅鞠武；至于私见樊於期、巧言说服其自尽献头这一荆轲污点事件，却又嫁接到了鞠武身上。鞠武太子丹组成本剧的反派大联盟，而荆轲芄兰等则组成正义却受迫害的一方。《易水寒》中的荆轲不止洗刷掉了《刺客列传》一切会带来负面印象的内容，形象涂抹得还比《燕丹子》光辉上许多倍。他不但有勇（弹指间就破了秦舞阳泼酒不入的剑法，和沙场上号称不败的樊於期打成平手），还有谋（少数几人就解救了包括芄兰公主在内的五千流民，向太子丹献上中下三策），而且（字面设定上）情义双全，简直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完人。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这种几乎绝对回避其中一面的人物塑造方式，不止没有观照到内心，反而将原本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极大地扁平化了。处理复杂矛盾人物的方式就是让复杂矛盾都消失——《易水寒》有着如此现代的切入视角，却还用着如此传统的忠奸二分法，实在令人失笑。

可遗憾的是，即使经过这般人为拔高兼洗白，荆轲的形象非但没有立起来，反而显得破绽百出。

《易水寒》一剧的主线矛盾是荆轲不愿刺秦而最终不得不刺秦，以此为基础构筑整个悲剧。

——然而这条主线不管从逻辑还是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荆轲不愿刺秦的原因有二：1，刺秦风险太大，有死无生；2，即便侥幸完成任务，嬴政身亡，秦燕国力悬殊，燕国实际上也逃不脱被灭的命运。但这两个理由都只是表面，最根本、荆轲自己羞于启齿却被田光说出来的理由是：（从荆轲到田光、高渐离、芄兰都觉得）荆轲去当一个刺客是大材小用。这几个人都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荆轲去刺秦？不能让别人去吗？简单翻译就是：要死死别人，为什么一定要是我？

这就跟前几年新闻里说博士生为救环卫工而死、众人纷纷讨论值不值得一样可笑。

抛开太子丹坚持刺秦是否仅出于私心而毫无公利这点，当做一件事还需要在心中计量得失价值时，就已经和“义”“勇”没有关系了。高渐离对荆轲说，世人都以为你畏死——嗯，是啊，说到底难道不正是怕死吗？荆轲既不是义士，也不是勇士，除了被爱情蒙蔽的芄兰公主，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其次，荆轲为什么“不得不”刺秦，他真是被逼得退无可退了吗？未必。

剧中荆轲最后的“绝境”是由田光、樊於期、芄兰三人之死递进构成的。表面上都在制造荆轲的心理压力，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三人之死并不必然导向“荆轲刺秦”——以常理及剧中对荆轲的设定推断，甚至应该正相反才对。

田光之死如史实，都是因为见疑于太子丹，自觉受辱。古人对名声自尊看得极重，其妻理解他、尊重他，愿同死节，是很感人的一节。可是《刺客列传》与《燕丹子》中，田光都是在向荆轲明确传达过太子丹想请他刺秦的请求后，方才自刎。《易水寒》则不然，田光没有再见到荆轲，只是交托其妻传书荆轲，书信里也只交待荆轲进宫面见君王（甚至不是太子），而且田光不主张刺秦更不愿意要荆轲“檀香木当烧火棍”地去刺秦，所以田光夫妻之死造成荆轲刺秦的压力并不存在。

樊於期之死在《易水寒》中被诠释成鞠武促成荆轲刺秦的决定性砝码——这就更莫名了。从剧中可知，樊於期与荆轲本不相识，鞠武说服樊於期献头，然后樊於期找荆轲比试，二人惺惺相惜，樊於期希望荆轲刺秦成功为他报仇，故而以头相托。如果此行为能对荆轲造成压力，那也是在荆轲答允刺秦的前提下。但荆轲明知刺秦难以成功，又知道是太子丹授意鞠武令樊於期甘心献头，真正的“重情守诺”、真正的“大用之材”，难道不应该寻求更有成功率的方式，不要让小人得志、不要让樊於期的牺牲白费吗？

最后是芄兰之死，芄兰是因为荆轲刺秦已成定案，于是决定完成自己与荆轲成亲的愿望之后自尽，以令荆轲刺秦无后顾之忧。这个“荆轲刺秦已成定案”的前提同样令人费解。当芄兰问及太子丹能否另选他人时，我脑中第一反应蹦出了《别馆盟心》，西施想与范蠡相守，故而提出能否另选他人，然后范蠡晓以大义，终为家国而舍却私情。可问题是，西施是越国人，越国国亡家破君为臣虏，和西施本人切身相关。可是荆轲呢？“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跟燕国没有一毛钱关系。唯二的联系是：一，荆轲其时被燕王喜封为上卿；二，荆轲和公主芄兰是恋人关系。就算士为知己者死，荆轲应该报效的也是燕王，太子丹断无一人就可以决定荆轲必须刺秦的权力——如果有，之前何必千方百计要说服樊於期？可见荆轲依然有理由、有能力可以拒绝。芄兰之死从前提上就缺乏依据，而她的死本身更不似一个深爱对方的女子行为。这完全可以对比本剧的田光之妻。田光之妻赴死是因为丈夫有死志，并且认同丈夫的以死明志。可是荆轲不一样，刺秦不是他甘愿选择的道路，更不是对燕国有利的道路。芄兰既不认同（她因此还斥责了太子丹），这样的死亡除了刻意渲染悲剧气氛外，看起来并没有任何意义。

荆轲面对远称不上四面楚歌的境况，身怀文韬武略，最后没有任何抗争地踏上刺秦之路。

四人之中，恐怕死得最冤枉的就是田光。估计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看中的檀香木，最终会毫无挣扎地接受自己的烧火棍的命运——尤其是，他并非没有机会挣扎。命运没有对他下手，只是他自顾自投入到“苍天负我”的悲凉情绪中，毕竟悲剧英雄的光环实在是逃避现实的好借口。

所以我也最终厘清了《易水寒》令我不适的根由：状似完人的荆轲遭遇的悲剧，其实不过是一场自导自演的自我矫情。它没有观照出荆轲因为重情守诺的情绪转变，倒是把荆轲的自我陶醉、把责任都推卸于他人及社会的阿Q心理观照得清晰极了。

许多年前曾流行一句俏皮话：怀才和怀孕是一样的，只要有了，早晚会被看出来。有人怀才不遇，是因为怀得不够大。

但凡文人，少有不抱怨“怀才不遇”的。《易水寒》实际上便是“怀才不遇”心态的映射，书生意气，假设一朝被人赏识，便可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可是像剧中荆轲其人，逃避困难，逃避责任，到最后还没有抉择的勇气，总想着“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即便真的获得机会，亦难堪一用。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