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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也许很奇怪，因为在大部分作品、又或者说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范蠡的形象一贯比较正面，他助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复国灭吴，在成全国事之后又谐爱侣西施归隐，传闻此后便从事商贸，成为后世商贾之祖陶朱公，爱情事业俱圆满，全身又全志，不负国来不负卿，堪称后世士人之理想楷模，被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然而随着近世个人意识的觉醒，人们渐渐发现范蠡的形象也许并不那么光辉、那么高大全，有些做法不值得肯定，甚至应该被批判——至少在传统粤剧《范蠡献西施》中，我有发现这种认识变化的轨迹。

《范蠡献西施》一剧最早于1937年由冯志芬编剧，原名《西施》，觉先声剧团首演，也是粤剧泰斗薛觉先的首本之一，其后任剑辉与林家声先后搬演；1955年由陈晃宫整理演出本，后来再由广州粤剧一团陈自强、黎普泽改编，更名为《范蠡献西施》。在历次版本变迁中，骨干剧情变化不大，都是从勾践囚吴、范蠡苎萝访艳开始，其后经别馆定情、分别，西施于吴宫迷惑夫差使其杀伍子胥，越国反攻灭吴，范蠡费尽艰辛终与西施再会……梗概如此，实际演来就大不同。最早的《西施》侧重描写范蠡与西施的爱情经历，是比较纯粹传统的生旦戏，在吴宫献美之前，为完成西施心愿、免其进宫之前就死于情伤，范蠡接受了西施的爱并与她生下一子（WHAT……）；之后西施进宫，范蠡也时常与她会面周旋。应该说明的是，彼时版本中的郑旦还是个正面角色，是范蠡西施复国计划的辅弼，这也与历史记载相同；到了后来的改编版，郑旦就彻底成为西施的反面，一个见利忘义、嫉恨西施的无耻叛徒了。陈小汉演出的电视版《范蠡献西施》长达9小时，剧情自是丰富了非常多，其中详述了勾践辞庙、范蠡和文种暗中组织臣民复国等等情节（甚至说明文种向夫差进献用于扩建姑苏台的一双“天生神木”实际上是从范蠡的祖屋上拆下来的……以此平复民众对越国大夫们劳民伤财献媚吴国的猜疑）。舞台演出版自然不可能有这种篇幅，电视版在舞台版的基础上进行扩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比如今通行的舞台演出版，电视版确实保留了更多广州粤剧一团改编版本的内容，比如说那柄贯穿始终的属镂剑的来历（原属越国，越败由勾践献于夫差，夫差败后又归还勾践。属镂前后诛杀过两人，伍子胥与伯嚭，正好一忠一奸），又比如说文种的亡吴十策正是驱使范蠡苎萝访艳的前因等等。广州粤剧一团的改编版本最主要的修改，是把范蠡的形象更往“忠以为国”的方向倾斜，他智勇双全、为国为民，是一个舍生忘死的复国志士；但与此同时，他与西施的这条感情线，就微妙地产生了变化。

这条感情线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新加入的两个唱段《别馆盟心》和《梦会太湖》中。这两首原本是独立的演唱曲目，分别由黎普泽与陈自强所撰。作者虽不同，内中脉络却彼此相承，而且都使用了流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作曲牌，连缀起来就似主题曲一般和谐。《别馆盟心》讲述西施在接受范蠡教习歌舞礼仪的一年中，对范蠡心生爱慕，于是在临行前夕鼓起勇气向范蠡表白，希望能不赴吴宫、长留范蠡身边。和原版《西施》不同，这里的范蠡拒绝了西施，并劝西施要以国家为重，相约将来“待解冻春风，与卿姻缘重订”。这张空头支票并没能安慰到西施，西施哀伤绝望地表示“郎你功成之日，恐花事已凋零”，为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梦会太湖》则是讲述亡吴之日，范蠡依约要迎回西施，但寻遍千山万水却找不到西施，最后与西施相逢于梦中的“水云乡”。传统戏为使观众能怀着欣慰的心情离开剧场，一般以大团圆结局居多，即使是无可挽回的爱情悲剧，最后也会设计一段“梦会”情节作为安慰，把希望寄托于梦境。但《梦会太湖》却很特别，它可以有两种不同理解。如果像一些折子戏精选版，只唱到“范蠡西施好一双火凤凰”为止，那这就是一段传统的魂梦相会、强行HE结局；但如果是完整版，那就是一个更确切让范蠡认识到“西施已死”这个真相的悲剧结局——范蠡最终失去了西施，这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范蠡成全了国事，却牺牲了西施——不止是爱情。由妇人献身来成事，即使是不得已，由来都被认为是比较low的事情，属于“阴谋”的范畴。比如王允献貂蝉离间董卓吕布的连环计，关羽纵然敬佩貂蝉“巾帼胜须眉，美人如名将”，到底认为这种做法有亏德行（当然貂蝉是否应该为此死节就不是关羽有权决定的事情了）。王允于貂蝉毕竟有教养之恩，而范蠡明知西施爱慕自己，却依然将她献予仇敌——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存在争议，起码在陈自强看来，范蠡就是有负于西施，甚至连范蠡对西施的爱他都持否定态度。除了这段范蠡终于为自己的“负心”吞下苦果的《梦会太湖》，20世纪90年代初，陈自强与王凡石更另外改编一版范蠡西施的故事，直截了当地名为《范蠡杀西施》——不是“献”，而是“杀”，剧中范蠡先把西施献予吴王，灭吴后又打算将西施献予越王，最后逼迫西施只能投水明志，突出了西施的坚贞不屈与范蠡的“丑陋奴性”。此剧又名《太湖花烛夜》（但就我所见剧情和文字资料记载的《范蠡杀西施》有出入，所以也不很确定是否后来有修改，若有讹误烦请指出），改编自同名电影小说，剧中借西施之口点出，当初在范蠡第一次把西施“献”给吴王时，她作为“西施”的心就已经死了，“献”等同于“杀”，杀死了她的人性，把她作为一项无生命的物质“献”了出去。在《太湖花烛夜》的最后，范蠡拔开画舫机关与西施同沉太湖，西施自尽是因为心死，范蠡自尽却是因为无法解开他对勾践的仇恨与“国不可无君”之间的矛盾。这时若果再回头来看《梦会太湖》，范蠡既然能与西施相会于“水云乡”——水云乡，泽国之谓也——或者就暗示了：范蠡在得知西施死讯后也随之投水身死了。而在范蠡悔恨交加的弥留之际，却还要狠心将他所见的西施幻象戳破，以两人最后相分作结……不得不说，编剧对范蠡，大概真是恨之切。

有人说，东方文化注重群体利益，亲族、社会……所以东方文艺作品多大团圆，因为要维持家庭社会结构和谐；而西方文化着重观照自身，剖析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断裂和矛盾，所以西方文艺多悲剧，源出于个人主体与群体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范蠡与西施故事的变化，或者也正反映了这一点，当人们更多从自身出发，置换理解较为弱势的一方、也就是西施的心境，当看她怀揣着少女情思仰慕范蠡，却被范蠡一刀斩断，并“掷向虎狼堆”时，人们心中便会对西施生出同情，从而谴责范蠡的负心狠绝，对这份爱情不能成就而心存遗憾。尤其明显的一点是，在现在通行版本的《范蠡献西施》中，西施在吴宫进行斗争时，范蠡是缺席的。从剧情上看，他与西施只是“名义上”的战友：给勾践苦胆、劝他振作精神的是西施，把勾践夫妇救出马房、放回越国的是西施，斗智惩治了叛徒郑旦、诱使夫差下令逼迫伍子胥自尽的还是西施——范蠡除了与勾践见上一面时偶遇西施，互相寒暄几句，至《梦会太湖》之前就再没出现过。其实我们当然知道范蠡在勾践复国的过程不可能不发挥任何作用，甚至还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才对。但人们对西施的同情怜惜，显然已经达到掩盖抹杀范蠡功绩的程度。陈振江在谈及自己演出《别馆盟心》一段时，根据欧凯明的意见修改了范蠡送西施上船前的三次惜别，改为西施冷漠地拂开范蠡的手，如此一来就更体现了西施被拒绝后的情心若死，范蠡“负心汉”的罪名也更坐实了。

有人认为，悲剧更能激发人的情感，更能揭示被修饰的“真相”。“范蠡献西施”的故事从团圆到悲剧也正体现了这一点。诚然，民间传说在“传”的过程中，因为要寄寓人们的愿望，通常会进行一些修饰，比如范蠡与西施这个原本看上去美好过头的结局，看上去就不是那么“真实”。但民间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并为人们所接受，并不在其真实性——真要追求真实，不如去看小撒的今日说法——而在于对美好的永恒追求。这与戏剧的本质也是一致的，目的是要呈现真善美，体会崇高与美好。今人对前人的评判和反思往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以今人的小人之心，去度古人的君子之腹。并不是说爱情不美好不崇高，但如果范蠡真在国破家亡的当口，越国君臣戮力同心搞建设争取某天狠狠干吴国一票的关键时刻，丢下所有安排好的计划和西施双宿双飞——那他才是应该被唾弃的大傻逼。其实在苎萝访艳，西施问起范蠡“宁无家室之想”时，范蠡的回答就已经代表了他的心迹：国亡家破，夫复何言——有国才有家，在国土沦丧、全体国民被人统治失去尊严的时刻，个人的小确幸不可能存在，何况他是越国的大夫，也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在此基础上再看《别馆盟心》，会发现感情其实写得十分细腻。范蠡和西施都不是平面化、脸谱式的爱国志士，他们有情、有爱，有一时的怯懦与脆弱，最后也因选择割舍而伟大。看黎骏声和陈韵红的版本会比较好地感受到这种感情变化层次感，西施的少女情态既是打动范蠡之处，却也是最刺痛他的地方。范蠡初时还想诈作无情，“不过邂逅略表仰慕情，岂是盟心礼聘”，断然否认自己曾经动情；只是不认不认还须认，难舍难舍究竟舍，整段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我岂甘为花鸟使，恨难化作护花铃”一句，不“甘”犹有“恨”，“花”字在拉腔中三次转音强弱交错处理，真是把范蠡矛盾复杂挣扎煎熬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西施在经历了憧憬、希冀、喜悦、惊愕、失落、绝望的心境后，她终于还是理解了范蠡，在范蠡几乎要动摇的时候却比范蠡更早地放下了——试问如果西施真的不原谅范蠡的“负心”，何必与他相约“来生再证三生石”，又为何“钢刀难断万缕情”呢……

虽然我不认同范蠡是负心汉，但这个议题的探索却有其意义，如果说论证范蠡是负心汉是一重否定，到后来结合正反方面的认识便是否定之否定，正符合理解事物的辩证法，而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推翻重塑中变得丰富多彩立体生动起来。所以我向来很乐见这种对传统故事历史人物的逆向思考，而《范蠡献西施》本来就是一部很好看的戏——当然，如果夫“差”、“会”稽、“勾”践、属“镂”剑这几个字发音能更准确规范一点，别每次都听得我强迫症发作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