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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蓓蕾剧院首演三个月之后，广州粤剧团的新编历史粤剧《汉高祖刘邦》再次在江南大戏院上演。演出的版本与首演基本相同，但在舞台调度以及个别表演细节上的微调已在进行。作为一个观众，一个戏迷，我得以再次在台下体会它的美好，感动于它的勇气与魄力；同时，也感受着它的艰难与不易。听着剧末唱起的《鸿鹄歌》和《大风歌》，心情亦不觉随之沉郁悲怆，“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高帝纪》），犹似心境写照，千古一心同……

大风，鸿鹄

刘邦传世有两首诗歌，一为《大风歌》，一为《鸿鹄歌》，都创作于这位布衣天子人生中的最后一年。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鸿鹄歌》

这两首诗歌，一者豪迈慷慨，一者凄切哀婉。按过往研究者的普遍定论，《大风歌》主要描述刘邦衣锦还乡的喜悦，而《鸿鹄歌》则表达面对不能随自己心意废立太子的困境、刘邦对爱姬戚夫人请求的无可奈何。而这些实际上都是表面性事件，不管是豪迈也罢，无奈也好，其中蕴含的都是刘邦对于实现大一统汉帝国长治久安这个梦想的担忧与焦虑——秦朝留下的偌大烂摊子，积弱的汉初国力，时常侵扰被迫以和亲应对的强邻匈奴，以及经过白马之盟后成为帝国隐患的刘姓诸王……而随着他的人生逐渐步向终焉，这份焦虑只会与日俱增。

《汉高祖刘邦》以这两首诗歌作结是有深意的，因为全剧正是在晚年刘邦关于“天下”的焦虑和矛盾中展开。陈胜曾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秦末各路义军俱以陈胜为标杆，刘邦也不例外，因此在表达他的个人志向时同样使用了“鸿鹄”这一意象。只是他的“鸿鹄之志”远比陈胜简单的“王侯将相”来得高远。刘邦在见到秦始皇出巡车驾时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慨：他想继承始皇推行郡县制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理念，也要吸取秦朝暴政失民心的教训，一步步从草根到天子……而此中走过多少孤寂、无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汉高祖刘邦》此剧最受争议的莫过于其散点式结构：把刘邦的人生经历分解为若干著名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不进行完整叙述交代只截取需要强调的重点片段（比如鸿门宴只演到项伯乘夜知会张良、刘邦决意赴会，诛杀韩信只演刘邦与鬼魂韩信的对谈等），而且这些片段也不一定依时间顺序排列，人物彼此亦有穿插，虚实相映。传统戏曲通常一部戏只完整叙述一个故事，即所谓的“一人一事”。而《汉高祖刘邦》却不是如此，如果不理解贯穿其中的脉络去跟随男主角刘邦的感情流动，不运用自身的历史常识捕捉事件背后的人物关系，一味只是按照传统的欣赏习惯被动地等待“讲故事”，那很可能就会得出此剧情节碎化、人物行为逻辑不连贯的错误结论了。

散点式结构在戏曲舞台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由卫中编剧的另一部粤剧《孙中山与宋庆龄》中就已经使用。和《汉高祖刘邦》类似，《孙中山与宋庆龄》每一场就是一个时间段的片段式情节，从而反映孙中山与宋庆龄自相识、相爱到互相扶持，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而这些皆来自于孙中山晚年与宋庆龄在中山舰上的回忆，中间还穿插了儿时孙中山与母亲的意象呼应——就结构来说，几乎与《汉高祖刘邦》如出一辙，但《汉高祖刘邦》所涉及的人、事、物都比《孙中山与宋庆龄》多得多，感情变化也更形复杂，这一方面对编、导、演都是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却也体现出散点式结构在表现有复杂人物关系的历史题材群像剧上的优势。

《汉高祖刘邦》全剧的时间跨度看似很长，从十二年前的入关中到七年前的垓下之战，再到公元前195年长乐宫中等待天命到来的刘邦……好似有十二年之久，但真实经过的时间段不过只有幽闭深宫中的刘邦临终的前几天而已。而其他种种事件，都是以刘邦为叙述者，从刘邦的回忆中选取的片段。散点式结构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观者对题材的熟悉度，《汉高祖刘邦》在选取片段时无疑对此有所考量，因为这些片段在剧中虽未单独进行完整连贯、细致丰富的叙述，但大多都来自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比如约法三章、运筹帷幄、鸿门宴、月下追韩、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只要稍有历史知识都会听说过。当然，如果具备历史考据和文化研究的基础，欣赏的时候会收获更多乐趣，但对普通观众也不至于会构成理解障碍。

毫无疑问，楚汉相争一段历史时期中有太多具有丰富故事性的人物，抓住一个人物或者一组人物讲一个曲折的故事，会很精彩，这在戏曲舞台上也早有许多先例比如京剧的《楚汉春秋》《成败萧何》，粤剧的《楚河汉界》等等。但《汉高祖刘邦》并没有选择这条传统的路线。抽象画家毕加索画牛，十易其稿，从最开始的全然写实逐渐化繁为简，最终只剩下“牛之所以是牛”的最起码元素：轮廓、线条和阴影。这是一个艺术磨砺与提炼的过程。同样地，只用最简洁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特质以及人物与主角之间主要矛盾的《汉高祖刘邦》，比传统“一人一事”的叙述模式更具有艺术价值，因为其中包含创作者对人物塑造的思考和提炼，最后剩下的是创作者最希望强调的核心——“天下”的观念。《汉高祖刘邦》所要进行的突破，就是尝试淡化“故事性”：一再地删减故事元素，时间、地点、前因或者后果……然后留下尽可能多的空间去容纳与塑造人物。不用故事塑造人物的话，用什么呢？用表演。剧本不是小说，小说以精准的文字、曲折的情节打动读者，这是小说的文学性。但如果剧本过多地强调“文学性”，过多强调情节描述是否细致连贯，对舞台表演实则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因为剧本有很大一部分的艺术价值需要在舞台表演中体现，戴着镣铐尚可跳舞，但如果拖着千斤石磨，纵是海格力斯，跳起舞来也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了。

《汉高祖刘邦》这样的尝试大胆而踏实，因为实际上也有充分的理论作为支撑。戏曲是角儿的艺术——换句话说，戏曲终究要表现的，是人物。当今新编戏为了吸引观众留在剧场，借鉴电视、电影、话剧的表现形式，大多十分强调故事性，设置复杂、紧密的情节；而为了使情节逻辑得以自圆其说，编剧导演不得不让演员花费大量口白去交待情节，只把很小的空间留给表演，这就造成现今戏曲舞台的话剧化日趋严重。实际上，从戏曲本质的角度讲，如果人物已经充分立起来，故事是否具体完整，已经不再重要。《汉高祖刘邦》从根本上抛弃了编剧的自说自话，把舞台还给演员。它在叙述上并非没有逻辑，它的逻辑其实很严密，只是它遵循的并非情节逻辑，而是情感逻辑。情感逻辑之起伏变化、喜怒哀乐，取代了情节逻辑的起承转合，同时让演员在塑造角色时情感更为顺畅，不会过多地被叙述情节的必要性所限制。散点式结构使剧中的众多人物尽可能地化整为零，却又彼此联系，就如同我们看待历史，始终不可能孤立地分析单一个人物，而要放在时代背景中、放到与之相关的人群中辩证地、设身处地考量。而作为艺术表现的历史剧遵循同样的思路后，也会更为真实可信，而不是浮于简单的“戏说”，或者编剧所要述说的某一个“故事”。散点式结构使得《汉高祖刘邦》全剧既有宏大叙事的广度，“散”出去的各个“点”又都能统一于“刘邦的临终回忆”这条主线，既能“放”，也能“收”，节奏紧凑不松弛，充满张力。这样的形式创新得难以接受吗？毋宁说，它只是回到戏曲本身。

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在散点式结构之下，《汉高祖刘邦》从一开始便放弃了以传统的脸谱式塑造人物。这次重演，樊哙的妆容经过调整，于是全剧的开脸角色只剩下项羽和夏侯婴，这或者就是一个讯号：下一阶段的调整，会把脸谱式放弃得更加彻底。放弃脸谱式意味着解放人物塑造的多样性，但这并不是盲目地多样、盲目地复杂，这些角色性格情感的复杂多样都是紧密围绕与刘邦之间的互动展开；而刘邦与每个主要角色之间的对手戏，则是围绕“个人”与“天下”这一组对立概念的矛盾展开。

从今天的角度看，楚汉之争的核心是什么？不是军事实力、政治手段的高低对比，而是“人”：人才的竞争，人心的竞争。能成功把张良、韩信收编于帐下的刘邦，与民约法三章、在仁义之师的立场以“十不该”严责项羽的刘邦，人才和人心上均已完全胜过项羽，最终取得了垓下之战的决定性胜利。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不拘”只是潇洒的说法，放在刘邦身上，无不包含着孤独、妥协与坚持。在“个人”和“天下”之间，心怀“鸿鹄之志”的刘邦选择了后者。掌握了这点，不难体会《汉高祖刘邦》从历史及传说中选取的每一段情节，都是斩除枝蔓、直切要害。刘邦与吕后的矛盾是家情与国情，与张良的矛盾是私欲与大局……韩信跟项羽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都是个人英雄式的率性而为，为情所累。但韩信是因刘邦的有情（知遇之恩）而效忠，因刘邦的无情（杀戮功臣）而背离，最后他终于能理解刘邦对自己有情与无情的矛盾（立汉第一功臣与大汉心腹大患）。韩信与刘邦的关系是在对立和理解中交错上升，而项羽与刘邦的矛盾相对则更为深刻。

以项羽为主的篇章虽然在全剧第四场，但在第二和第三场中就已经埋下刘邦与项羽矛盾的线索。第二场中牵系刘邦与项羽矛盾的是项伯，项羽因为刘邦先入关中并且闭关相拒，一怒之下便要挥军屠城，项伯出面鸿门设宴说和，刘邦为百姓与天下计，放弃了个人荣辱。这一桩事件就体现了项羽和刘邦行为取向的不同。项羽是凭个人情绪行事，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生杀予夺；而刘邦则从更长远的民生治理出发，为了保存汉军实力，为了未来还有机会与项羽一搏，他的选择更多出于理性。第三场中牵系刘邦与项羽矛盾的是刘太公。项羽之所以认定烹杀刘太公可以要挟到刘邦，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把情感、尤其是亲人情感放在首位，因此在刘邦拒绝投降甚至在言谈中讥讽项羽要烹了“你的老父”，项羽的情感马上受到激怒，要真的杀害刘太公，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可以最大限度打击到刘邦的方式。然而项伯一语道破天机，“刘邦志在天下，岂会以家室为重”。关于“个人”与“天下”的抉择，是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最大分野。这些矛盾积累下来之后，终于在第四场的垓下之战中得以爆发。刘邦以“十不该”斥责项羽，揭示项羽如何从失人才、失人心终致失天下——不是刘邦不仁不义窃取了他的胜利果实，这一切皆是项羽的咎由自取。

但在彻底击败项羽后，刘邦却对项羽“九面埋伏，一面留情”，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转折。相对于项羽的情感为先、率真本性，刘邦的抉择过程则近于忍辱负重、寡情残酷。然而实际上的刘邦也并非无情，他在理性抉择击败项羽之后，其实对项羽也有情感上的向往。项羽输了天下，赢得了“英雄”的名誉。而刘邦敬他、怜他、羡慕他，因为项羽不需要为天下而妥协，项羽从头到尾都是为自己而活，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向往的痛快事。为自己而活的项羽值得敬佩，然而为天下而活的刘邦才最终奠下大汉的根基。

这是楚汉相争这段历史，在戏曲舞台上一次具有突破性的重新解读。过往展现楚汉相争这段历史，皆习惯以张扬个性的英雄人物为切入点，项羽，或者是韩信。英雄因为个性不向世道妥协终致付出失败的代价，这无疑会是一出感动人的悲剧。然而如《成败萧何》一般，最后强行拔高韩信的思想境界，将他的死亡解释为背负天下生民的牺牲，那和人物性格便不相协调了。无论是项羽还是韩信，这种从一己好恶出发的个人英雄，因为格局限制，始终无法担负起“天下”这个命题。而这段历史中唯一能担负这个命题的，只有刘邦。《汉高祖刘邦》所具有的“天下”视野，将能更好诠释楚汉之争所带来的时代意义，即大一统的民心所向。

安得猛士，尚安所施

刘邦的“鸿鹄之志”在天下，《汉高祖刘邦》的呢？我不敢枉言，或者是要进行戏曲形式和主题内容的突破，或者是要回归传统，或者是要寻求打破粤剧乃至戏曲推广的困境，或者是要重新抢占城市观众的市场……又或者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只是想做一台好看的戏。其他目的我不敢说，但至少在我看来，这已经是一台足够好看的戏了。

有人说这部戏对观众来说欣赏门槛有些太高，这我倒不以为然，在这个时代如果还一味追求80%文盲都能看懂的戏，这不叫通俗，只是创作的懒惰。相对于观众门槛，《汉高祖刘邦》这部戏对演员的门槛显然还要高得多，因为有众多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戏份再少，都必须有份量，一站出来就必须能让观众知道，吕后就是吕后，张良就是张良，樊哙就是樊哙……《汉高祖刘邦》在演员表现人物方面，尚有一些调整空间；而在舞台调度上，如何利用舞台空间表现情绪和气氛，也有可商榷处。然而创作本身就是为了追求更高远的目标，如果能轻松企及的，就不是创作的使命了。

大风起兮，方得鸿鹄高飞。《庄子·逍遥游》云：“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而当鸿鹄高飞，便注定了它背负青天的命运，如同曲高自必和寡。但若因和寡而嘲讽曲高，就好比因噎废食、坐井观天，是俗人见识，站在地上的人又怎看得见鸿鹄所背负的青天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