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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粤剧《汉高祖刘邦》,与欧阳明先生的几点商榷

今天看了一篇“粤剧创新 仍应遵循戏曲创作的规律”的文章,内容是报道新编粤剧《汉高祖刘邦》的创作研讨会,汇总摘录了部分专家意见。本人并未参加该次研讨会,只是对其中剧评家欧阳明先生的发言有些不同看法。

 

(完整原文见:http://www.yuejuopera.org.cn/dtxx/20160805/2274.html

 

他说:“第一,是戏剧情节的结构,离开了戏曲创作的规律性,有大、全、急、散和随意性这几个问题。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主张虚实结合,甚至是留白,让这个人物尽情抒发内心,不能塞太满。但是这个戏采用了太多刘邦这个人物的史实,把一个连续剧容量的内容放进仅仅两个钟的粤剧里面,我认为是不堪重负的。我们的粤剧是将一件小事无限挖掘,尽量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汉高祖刘邦》只看见戏剧场面的拼接,这些画面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二,戏剧情节描写缺乏连贯性。前后不是很呼应,有些情节独立成章,出现之后就没有后续了。没推进没发展,人物得不到塑造。第三,关于戏剧情景和戏剧时空。作者用了散文式的手法,多次在一场戏里面变换戏剧情景和时空,使得人物无法在一个时空里面展现自己,甚至自己内心的矛盾充分展现出来。这样会令观众难以理解,对于表演者来说也有点无所适从。”

 

第一、戏曲创作的规律性

 

首先要知道,“规律”与“规律性”,两个概念。规律是事物发展遵循的规则,而规律性则是事物具有规则可因循、可复制的特性。文艺创作会有一定的规律,比方说,思维规律、文化规律;但假如“规律”成了“规律性”,可因循、可复制,都依照一个套路一个模子进行的,那只是工厂车间的批量生产。而“创作”是从“无”基础上的生发、创造。“创作的规律性”这句话,除非认为创作都是毫无创意、不许创新的套路,否则本身就自相矛盾。欧阳明先生认为《刘邦》一剧的情节结构脱离了“戏曲创作的规律性”,进一步解释“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主张虚实结合甚至留白”——这些,应该是戏曲的内容。戏曲的核心是表演,分为内容和形式。内容是“演什么”,形式是“怎么演”。由此不难发现,歌舞演出的故事属于内容,情节结构属于形式。那么欧阳明先生认为《刘邦》一剧应该具有“规律性”内容,并认为其形式即情节结构脱离了“规律性”内容?这样的表述,概念不清,莫名其妙。

 

第二、戏曲的承载力

 

欧阳明先生认为《刘邦》一剧采用了“太多”刘邦的史实,把连续剧的容量塞进两小时的戏剧中,因而“不堪重负”——这句话同样是有问题的。《刘邦》一剧要有“连续剧”的容量,前提在于它要把所有采用的史实都分别作“无限挖掘”:线索、铺垫、前情、后续……等等等等。但事实也正如先生在后面说到,《刘邦》一剧对于这些情节并没有进行连贯叙事,它只是截取部分片段,去展现当时当下该人物及人物之间的情感矛盾。为什么它可以作这种仿佛蜻蜓点水式的点到即止叙述呢?因为剧中所出现的并非原创人物,而都是实实在在有史可据的历史人物,而情节更都是实实在在的史实。历史,已经客观存在,除非有所改编,否则不需要专门再作与主题无关的繁冗交待。反之,根据创作者对相应史实的取舍,就能体会剧作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每个角色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根据角色各自的身份地位感情关系展开充满火花的矛盾互动,正是需要表演去传达之所在。演员对角色有多少理解,自身有多少内涵,这部剧的承载力就有多少。《刘邦》一剧承载的是感情,是观念,唯独从来没有欧阳明先生所说的“连续剧容量”的剧情情节。两个半小时去承载一份对家国的眷恋和责任之情,我觉得恰如其分,空间足够,并不过载。

 

第三、只“小”不能“大”?

 

欧阳明先生批评《刘邦》一剧的情节结构有“大、全、急、散、随意性”五大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合理的结构应该“小、偏、缓、聚、目的性”。姑且勿论后三点几乎完全正中“老、旧、慢”这三个传统戏于现今难以推广的症结,单说戏曲、粤剧,是否真的绝对不能有“大”题材呢?欧阳明先生认为粤剧讲的都只能是“小事”,从而“尽量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以小见大是一种手法,但绝非唯一的手法。戏曲,是诗化的艺术,是音乐诗。诗歌尚且有山水诗、叙事诗、史诗等不同类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戏曲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样,为何偏偏只能把题材局限于“小”呢?诗可抒情,也能言志,《刘邦》一剧并非盲目地放大主题,而是从刘邦与其他个体具体的感情事迹交流再上升至“家国”或者说“天下”的观念,这种从“小”到“大”的变化过程设计观念,我觉得这其中并无不妥之处。再说人的内心世界何其复杂多变,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要“尽量表现”,为何非得禁锢在一件“小事”中不可呢?大处着眼,小处下笔,我认为这才是准确的“大”与“小”的关系,而《刘邦》一剧的情节结构正是体现了这种“大小”关系。

 

第四、戏剧情节的连贯性

 

欧阳明先生诟病《刘邦》“只看见戏剧场面的拼接,这些画面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戏剧情节描写缺乏连贯性”。那么,对这部戏,首先要明白的是,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剧情结构,亦即散点式结构。散点式结构不能只抓住一个“散”字就认定它必然是散的,它有一个主脑,就是全部剧情都由一个人来述说,在《刘邦》一剧中就是临终时长乐宫中的刘邦。他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是使用情感为脉络,从有共同志向的张良,到基于共同志向而为刘邦寻求辅弼的萧何,再到通过萧何而忠于刘邦后来又因理想不同而背离的韩信,最后再到互为镜像的项羽。每一个片段都是从刘邦本人出发,最后再回归到刘邦——刘邦,就是这些戏剧场面之间的联系,他也是整部剧的中心。因为情节结构的非线性,片段与片段之间从来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在这种结构下却要求戏剧情节有连贯性……先生的评论,颇有缘木求鱼的味道。

 

第五、没推进没发展人物就得不到塑造

 

因为情节上的非连贯,欧阳明先生看不懂《刘邦》一剧的人物变化脉络,认为在这些非线性情节下,因为没有推进情节没有发展人物就得不到塑造。但实际上这部戏所展示的有两重时空:一是现实时空,即于长乐宫中病重的刘邦;二是回忆时空,即刘邦对自己的人生回溯。而现实时空,是回忆时空的基础。处于现实时空的刘邦已经在人生终焉,其思想状态已经完全成熟,剧中所要表现的正是他这种完全成熟的状态——既是完全成熟,又何来的推进发展?展现角色人物“正是这样一个人”,跟“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是两种不同的戏剧塑造人物手法,《刘邦》是前者;而当选择后者时,才需要有推进发展的“连贯”情节。因为没有推进发展的情节就认为人物得不到塑造,这样的说法似乎有失公允。而且,因为剧中的现实时空一直就是在长乐宫中的临终刘邦,他也一直在现实时空中总结、展现自己在人生回溯时的思想矛盾与斗争,所以欧阳明先生所谓“人物无法在一个时空里面展现自己”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第六、观众难以理解?表演者无所适从?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

表演者是否无所适从我不得而知,起码在作为观众的我看来,《刘邦》此剧并无太多费解之处;即便有,通过反复揣摩、学习、探究,以期达到与创作者的本意同调、共鸣,本来就是文艺欣赏引人入胜之处。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应该要耐看、耐品,有讨论价值,可回味无穷。创作是一场灵感的苦旅,是要到达前人未达之境。如果一部作品因循着套路、大众的喜好来编排,那它可能很有“规律性”,很轻松地不需要承载太多“重负”,也很好“理解”因为看头就知道尾、一眼望得到底。很庆幸《刘邦》并不是这么一部有规律性、轻松又很好理解的作品,所以它给我带来的愉悦远超其他。

——否则,为何我情愿一次又一次地跑剧院,而不是按开电视机刷上几部连续剧呢?

 

仓猝成文,词不达意。

仅供参考,望祈见谅。

 

2016.08.06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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