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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意思就是说，上位者爱好什么，随从者便会投其所好，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君尚德，则民风蔚然；稍有偏颇，上行下效之下，官吏就加倍将剥削加诸百姓头上。

蒲松龄的《促织》讲的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只是最后通过异史氏把题旨归结于因果报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敢触及封建皇权本身，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新编粤剧《梅花翘》相对就没有这种顾虑，它脱胎于《促织》的故事，却又加重了当中的荒诞元素——皇帝疏懒朝政，爱好蟋蟀，所以干脆人变成了蟋蟀，蟋蟀相斗其实也是人的角斗，斗蟋蟀弃农耕，导致民生凋敝，最后构成国家的基础崩塌了，宫阙琼楼也碎成瓦砾……

所谓荒诞，即不合理、非正常；而当这些不合理、非正常出现于现实、实际地发生，在因为荒诞而发笑之余，便不由人不思考荒诞背后的矛盾根源，以至于细思恐极，惊出一身冷汗之后，方醒悟是一篇警世之言。《梅花翘》并不缺荒诞元素：巫术、井神、人与物互相变化……怪力乱神只是荒诞的一方面，是一层名为“神秘”的面纱，更深层的荒诞来自社会、来自人间：皇帝把武状元赐予一只蟋蟀、把辛苦赴考得中的举子差点杀掉，善斗蟋蟀的文盲获封高官，饱学的书生举着捕虫秘籍满山找寻蟋蟀交差，小小一只蟋蟀可以令人飞黄腾达、也可以令一家人家破人亡——这些荒诞到可笑的事情，是在说蟋蟀掌握了天下命脉吗？非也，掌握天下的是皇权，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子微不足道的一点兴趣玩乐，却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人生，或者是平民百姓当下的生和死。

荒诞元素使《梅花翘》有着黑色幽默的色彩，本来应该很有讽刺力度，也很有意思。然而故事（从书面上看）是个好故事，戏却不是好戏——至少现在不是。它的荒诞与黑色幽默，目前还只是像调味料（比如花椒面、孜然粉）一样存在于剧中，整部戏要煮的——我看到最后——竟然是一锅贤妻良母父慈子孝的合家欢浓鸡汤。戏剧散场，场灯熄灭，留在我心中的是深深的茫然，久久还挥之不去。

——这部戏到底想说啥？

场后朋友如此问我，我说我也说不清，真是一言难尽。原以为想通过荒诞来揭示一番社会现实，揭示官场黑暗民生苦难，我默默等待喜凤说要把皇宫闹翻天的结局，结果灯光一暗，成名牵起成亮的手：“儿砸，咱肥家去。”——这不但是皇帝接受不了，我作为观众也是很懵逼的好吗！可能真是孵化计划孵出来的鸡不煮了有点可惜，编剧在开头炸了一个雷，铺垫了一个比较复杂曲折的中段（不得不说毕海荣和吴少冠的表演承包了全剧绝大部分的亮点和笑点），最后告诉大家：家和万事兴，一家人最紧要是齐齐整整，你饿了吗我给你煮个面吃，鸡汤的。大爱无疆，充满正能量，科科。因为有爱，前头强调几遍的巫术咒语会反噬其身结果无影无踪；因为有爱，父子的战斗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因为有爱，毁坏偌大一座宫殿的损失赔偿皇帝都可以既往不咎……结局之一团和气，比之原作的“天将以酬长厚者”宿命因果论更甚，兜兜转转之后轻飘飘地回归了主旋律，这或者才是最大的荒诞。

回头细想，想看一出讽刺喜剧的我，可能真的是一厢情愿。编剧的笔法真的太“温柔”了，一个玩物丧志、亲小人远贤臣的昏君，却处处渲染他的天真烂漫、少年心性（本来还有一条佞臣干政的线索，现场演出的时候仿佛砍掉了，于是卢力士角色存在感尤其稀薄，感觉并不需要特地使用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迂阔的书呆子成名，专门给他一场拒写榜文的戏外加大段唱词以表现他的刚正不阿；贪财好色的衙差赵勒，不但见义勇为，还跟赖地保打出了侠客的气概……编剧恐怕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乐于发掘心灵美，乐此不疲。可如此一来整部戏不就没有恶人了？哦，还是有的，就剩下赵驴儿和赖地保坚守着恶人的本色，所以有这两人的戏才感觉有“戏”，有矛盾、有冲突、有碰撞、有火花。一部没有矛盾对立面的剧目，便不能知道是要歌颂什么、鞭挞什么——最终就是，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现场老观众多数比我要投入得多，剧情点的地方都能给足反应。这得益于广州粤剧团的年轻演员大多舞台经验丰富，善于把握观众心理去加强舞台感染力，青春又有实力，能有不俗的反响理所应当；而另一方面，我想这可能也跟传统的欣赏习惯有关。传统剧目较为碎片化，提纲戏年代更是除了重要场口全靠“撞戏”，观众也习惯了只关注重点场次，或者把全剧切割成一段一段，按段落去欣赏演员的个人技艺和发挥，只要在单场之中够落力、能出情绪，其实老观众并不很介意同一个角色的这些情绪在另一场中是否连贯一致。可是在我，却更希望能完整连贯地去感受一部戏，更希望看到一些值得我去思考、回味的内容，而不是每一场仿佛都互不相干、人物前后分裂，听上一段主题曲，最后浮泛地来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就生硬地收束了全剧——尤其这还是一部新编戏。当然我个人这一点微末的爱好并不足为据，更难称之为“上所好者”，可还是希望粤剧的发展能够不为“上所好者”挟持。毕竟粤剧已经从广场走进剧场，总不能重新回到天桥底吧——不知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