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吃喝喝看看戏,逛逛拍拍不亦乐乎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粤剧电影?

近日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粤剧改编电影成潮流 带观众走进戏曲繁花深处》,言及2015年拍摄的粤剧电影《传奇状元伦文叙》、今年春节前上映的《柳毅奇缘》、前几天首映的《花月影》,还有许多粤剧电影也正在密锣紧鼓筹备当中,其中包括了将以4K技术拍摄的《白蛇传·情》……粤剧电影的前景好似确实欣欣向荣,无怪乎该文作者发出“粤剧电影也迎来了它的好时代”这样的感叹。我在3年前也曾经是粤剧电影《传奇状元伦文叙》的观众,数日前也有幸观看了《花月影》的首映,但和该文作者洋溢兴奋的心情相反,看过之后带给我的更多却是疑问: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粤剧电影?

要解决这个疑问,首先需要回答一个前置问题:

我们为什么需要粤剧电影?

1,因为经典作品、优秀艺术家的舞台表演需要留下一份可供留存、可资借鉴的数字视频资料,不致随着年龄、身体等原因湮没于历史中;

2,因为传统戏曲需要开拓传播渠道,借助电影这种体裁,以电影手法重塑舞台演出,(希望)使其更易于推广。

这两个原因基本就是目前戏曲片的两种类型。前者倾向舞台记录、资料保存,最大限度还原是其特征,所以严格来讲不能算是“电影”,仅是一种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资料记录(早期京剧艺术片大多属于此种)。而后者才真正能归入电影类型片范畴,也是我们当下要讨论的“粤剧电影”。

“粤剧电影”就是“粤剧+电影”1+1=2?

粤剧与电影的结合早在数十年前就几乎与粤语有声电影一同诞生。

20世纪50、60年代香港涌现大量粤剧电影,在老一辈广府人耳熟能详的“粤语残片”(粤语长片)中占据半壁江山。许多较经典、流行的粤剧剧目,甚至是新剧,旋即都会改编拍成电影版。但这些“粤语残片”一来普遍制作粗陋,虽有编剧导演的职位,但多数依赖演员的即时表演即“爆肚”,十分随性,故而行内戏称“七日鲜”,意即最多七日便可拍成见观众;二来这些电影多数是在片场棚拍,而且因为时长限制(当年一套舞台粤剧常长达四五小时,而电影只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不止情节场口被大量压缩,舞台上的程式、功架、唱段、念白都大量简化,就算由粤剧演员来演出,基本也不使用或少使用粤剧舞台的表演风格、表演方式,这就使得这些粤剧电影往往与同名的舞台版粤剧大相径庭——既比同时代的其他类型电影老旧而节奏偏慢,较之原作的舞台版粤剧又是个艺术价值保留不太多的阉割版本,于是这些曾经鼎盛一时的“粤语残片”在70年代便成了明日黄花,迅速被时代所淘汰。

然而无可否认,“粤语残片”对传统粤剧的保存有重要作用,使得后人在无法亲睹昔日粤剧大师舞台风范的情况下,还能依靠这些影像略窥一二。而对于一些失传旧剧,“粤语残片”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如果说香港的“粤语残片”是粤剧商业市场化之下的奇特产物,内地所拍摄的粤剧电影《关汉卿》《搜书院》则在结合香港粤剧电影的拍摄手法基础上,更注重艺术品质,从而也更偏向舞台艺术片的风格。

早期粤剧电影对粤剧与电影的结合进行了大胆又可贵的探索,但其时尚属新兴的电影,其体裁于粤剧这门古老的舞台艺术而言,更多的却是局限与束缚。受限于电影的时长、拍摄条件、受众群体等等因素,粤剧不得不进行种种妥协,把原本广阔得足以驰骋想象的舞台,困锁在小小的镜头之内。舞台艺术所传达的美学、欣赏体验、独有的诠释语言……都是电影所无法表现的。粤剧电影,仅是粤剧的其中一个延伸表达,经过妥协而诞生的粤剧电影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它诞生的初衷:既不能成为忠实的舞台演出资料,又无法在市场推广中打开一条新路。

这些(在当年)新潮的“粤剧电影”其生命力甚至不如原本早被盖棺论定“江河日下”的舞台粤剧来得长久。因为从根本上讲,“粤剧”和“电影”就不是一个必然的结合,1+1也并不一定等于2——粤剧不一定需要电影,电影更不一定需要粤剧。

延续“粤剧需要向普罗大众推广”的思路,一些原本参与过电影的粤剧演员后来转而投向电视,并且一度出现过“电视粤剧”;而如今,在粤剧与电影的各自发展了几十年之后,粤剧改编电影乘着近年戏曲电影的风潮卷土重来——好似,又想要再一次探索结合的可能性了。

从粤剧到粤剧电影——美人如花隔云端

近年所拍摄的粤剧电影,其所能投入的人力物力已与“粤语残片”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媒体亦不吝赞美,如“引入现代电影艺术手段和现代高科技的电脑特效技术,创造一种逼真CG的舞台背景与舞台表演相结合的新构思,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可看性”“大型的LED、特技元素……视觉冲击力更强”等,这些用词都指向一点,那就是拍摄的技术手段确实进步了。然而众所周知,哪怕抛开“粤剧”的名头、仅作为一部电影作品(哪怕是爆米花片),评价其优劣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技术手段,而是导演通过镜头语言所呈现的作品内核。

实际上,和日新月异的拍摄技术手段相比,这些近年所拍摄的粤剧电影其拍摄手法却显得进步不多,甚至透着几分死板。《传奇状元伦文叙》的拍摄是在舞台上完成,再通过后期加入动画特效。《柳毅奇缘》将拍摄场地搬入摄影棚,和《传奇状元伦文叙》的区别就是动画特效更加精细,并且将“很多”动画特效升级为“非常多”动画特效。至于《花月影》,除了极少数几个从上方俯拍镜头外,基本全程就是剧场观众视角——有时在一楼,有时在二楼——导演融入的镜头语言几近于无。

而以上几部粤剧电影的共同特色,就是对脸部表情大特写镜头,无节制、近乎病态的偏爱。诚然,电影较之现场观看舞台演出的优势,是可以更清楚细致地捕捉到演员的脸部神态表情——但如果仅限于此,则根本无需投资拍摄电影,只要在剧场放置两块专摄特写的大荧幕,相信效果也相差无几。电影本来能拥有比剧场观看更自由的视角,可以更多角度、更多方式去展现演员的表演,从而营造不同于舞台表演的空间感……但这些在以上几部粤剧电影中也找不到痕迹。不需要和成熟期的早年粤剧电影(如1976年吴宇森拍摄的《帝女花》)比较,即使对比“粤语残片”,如今新时代的粤剧电影之拍摄手法都相形见绌,拍摄者、剪辑者缺乏对剧作的理解,镜头与演员的表演是疏离的,仿佛各自在做着不相干的事情。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听上去很美;实际做来,却是美人如花隔云端,遥不可及。

我不会断然否认粤剧制作成粤剧电影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探索,是值得尝试的探索——但我认为,从粤剧到粤剧电影,不能只是“粤剧”与“电影”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是一个充分再创作的过程。舞台表演以演员为主体,是“角儿的艺术”,包括台上演员和台下的演奏员,由他们即时的、主观的、无法回头修改的演出构成并主导着戏剧作品。电影则不然,电影以导演为主体,虽然演员可以有自己的发挥,但经过导演用镜头重新解析,向观众传达的依然是导演的想法。电影的特性决定了如果要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粤剧电影”,必然要经过从舞台语言到电影语言的重新解读,要体现导演对戏曲作品本身的理解。可惜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样的“粤剧电影”基本很难出现。

第一个困境,就是目前参与粤剧电影制作的主创人员,从导演到演员,普遍缺乏戏曲电影制作经验,因此就不能有充分的实践去验证“电影手法重构粤剧”的可能性,实际拍摄效果就往往与希望表达的效果有所出入。为免被行家讽为不懂行,如今的粤剧电影拍摄总显得“过分写实”——这写的并非现实之“实”,而是舞台表演之“实”,写实不加更动地用镜头记录下舞台程式,却丝毫不考虑这些程式的内在含义和产生缘由。就比如粤剧中常用以表达人物内心焦躁彷徨的程式“水波浪”,是通过演员在舞台上的走位来表现内在感情,是面对剧场观众时一种内心情绪的外化表演。但如果在电影中直接将“水波浪”的程式拍摄出来,效果就是看到一个人在镜头前乱晃,不止夸张荒诞,还让观众不明所以。

另一个困境,就是拍摄周期太短。《传奇状元伦文叙》从开拍到杀青用了10天,《柳毅奇缘》18天,《花月影》大约半个月……往日“粤语残片”被嘲为“七日鲜”,如今我们的粤剧电影竟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

无可否认这确实有客观条件限制。一来是因为各大院团本身都有繁重的演出任务,很难抽出大量时间来进行脱产式拍摄;二来从观念上,“粤剧电影”并未作为一个严谨的创作课题,真正放入业内专家的议事日程——拍摄电影,更多还是基于任务式、生产性的考量,没有真正被作为和排演新剧同等的艺术创作来对待。

在“粤剧”和“电影”真正互相理解之前,“粤剧电影”依然只是一个美好而遥远的想象。

没有专门院线 市场化推广就是空谈

排除艺术考量,拍摄粤剧电影的最大目的还是推广粤剧。

《繁花深处》一文提到,“春节前,《柳毅奇缘》在青宫电影城上映23场,平均每场票房收入近2000元。春节期间商业大片扎堆,青宫电影城仍挤出宝贵场次在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每天上午都排映《柳毅奇缘》,几乎天天满座。”光从这段话中好像能看到粤剧电影的繁荣前景,还能在春节档各种大片中“突围而出”,对粤剧的推动作用可谓十分巨大。

但文中没有提到的是,放映《柳毅奇缘》的是每日上午10:00(含工作日)这种专门应付冷门片的尴尬时间段,每日只放一场;更没有提到的是,放映的影厅小得只有区区五排、合共不足50个座位。以40元/张的票价,每场票房收入2000元不到——卖出的票数,可想而知。一个最普通的城市剧场至少都有500座,更不要说村戏演出台下观众动辄成千、有时上万。对比所投入的人力物力,粤剧电影所带来的“推广”作用基本微乎其微。

拍摄粤剧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往日不看粤剧的电影观众来看粤剧电影——这其实是一个悖论。慢说如今剧场粤剧都遭遇卖票难,没有耐性坐在剧场看戏的观众,同样不会有耐性坐在电影院。那么,当一部“粤剧电影”和舞台演出几无差别(体验还不如看舞台现场)时,主创者到底是何来自信,在冠以“电影”的名头之后就能为粤剧打开传播渠道、吸引到更多观众呢?

电影真能让观众走进戏曲的繁花深处?只怕仍是“雾失楼台,月迷津度,桃源望断无寻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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