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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染状元红》是薛觉先的首本，也是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粤剧原创剧本。林家声曾言乃师“酷爱”此本，数十年来历演不衰。1956年，薛觉先在广州演出《花染状元红》途中突发脑溢血，他坚持演出直至最后向观众谢幕，翌日溘然长逝，就似冥冥中自有天数……

《花染状元红》虽然是个原创剧本，但很多桥段和设定都可以在不少地方找到影子。比如名妓与状元相恋，可见于《焚香记》《紫钗记》；又比如传统戏中总会有的、因为男女双方身份差异而遭到来自家庭的阻拦；更比如双生双旦两对情侣，因缘际会原来是两对兄妹，于是亲上加亲分外圆满，这又与《凤阁恩仇未了情》等传统戏相同。旧时剧本往往都是一些“熟口熟面”桥段的杂糅，一方面是由于提纲戏留下的影响，剧本创作尚还缺乏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熟悉桥段普遍为观众受落，更易使他们产生共鸣。

若单是如此，《花染状元红》还不至于成为经典。相较于故事情节与唱情，这部戏更令我感触的是处处可见的、温暖的人情，一点点细节，就可见人性中的温柔与善良。这在粤剧传统戏中是比较少见的。

最突出的就是男主角茹凤声的母亲四姐这个角色。粤剧传统戏常有“恶家姑”的形象，是生旦爱情戏中最流行的反派之一，通常以男丑反串以增强喜剧感，讽刺现实生活中那些溺爱儿子、刻薄儿媳的恶毒婆婆，往往恶形恶状，十分可厌（以《胡不归》中的文方氏为代表）。《花染状元红》中的四姐却不是如此，虽然也多由男丑反串出演，但落落大方，端庄稳重，并且通情达理（哪怕是演“恶家姑”闻名的谭兰卿，在电影版《花染状元红》中所演的四姐也能得“敦厚”二字），几乎就是一个典范母亲的形象了。

四姐的出现代表了粤剧剧作的进步。早期粤剧人物塑造粗糙而夸张，尤其是反面角色，为了制造足够的“戏剧性”，把现实中都少见的“极品”性格通通加诸一个人身上，在强调一个人物“坏”的同时却不具备合理性。四姐固然也是茹凤声花艳红爱情不能顺遂的矛盾中心，但剧中却从正面角度描写和理解四姐的立场，写一个正常甚至是优秀的母亲如何看待儿女的人生和品德修行，从一个“人”的角度进行理解和塑造，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归于恶劣性格和封建礼教，这就是剧作的人文关怀了。

四姐是茹凤声的庶母。“庶母”二字的信息量很大。首先说明了四姐不是正室，同时说明茹凤声并非她亲生。她也是一位饱尝命运辛酸的女性，这就为她后来能够同情并接受花艳红提供了合理可信的前提条件。单身母亲养育非亲生孩子有多难，参看《三娘教子》就能明白。而且对待非亲生的孩子还要比亲生儿投入更多的爱、耐心和责任，因为这不是出自天性，需要有更多的理性和道德感去维系，越是善良有教养的人，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剧中很细腻地刻画出四姐的矛盾，以及这种母子关系形成的尴尬。明月是四姐的亲生女，她偷出哥哥的情书信物跟母亲学是非，四姐马上严厉斥责，差点就动家法；但当确认凤声和妓女的私情为真，四姐反而叫明月要像“对皇帝一样”招待哥哥，并且和颜悦色，并不道破，只是以对联来提醒。

可以无顾忌地斥责证明亲近，下意识要注意礼貌分寸的和谐融洽恰恰证明了疏离。

这份非血缘而联结的亲情关系，所造成的压力是双向的，就像传统戏《铡包勉》，恩情太重，重到超出负荷，非但无法任性，甚至一些本应理所当然的要求也难以开口。茹凤声只有在情急下才会说出“我这个大婆仔左右做人难”这句话，也可想而知这份压力平日在他心中已经积累到了什么程度。

《花染状元红》的一大特色，就是爱对对子，两个关键剧情都和对联有关。一个为上面提及到的四姐出联警醒凤声，另一个则是明月出联考问探花夏子奇。巧合的是，薛觉先一桩著名轶事也和对联有关。1934年，薛觉先为给新戏《乔小姐三气周瑜》做宣传，特登报为剧中一副上联向社会征集下联，一时间应者如云，于是被视为宣传手法创新的一段佳话。同为增加剧作文学色彩的手段，对联比对诗更为通俗易懂，语句凝炼，在舞台演出中更便于观众理解。茹明月考问夏子奇的方式类似于《苏小妹三难新郎》（从名字观之，《乔小姐三气周瑜》应该也属同类），这一线初时似觉游离于主线之外，但因着一把金团宝扇，又联系到了一起。

不过论起语带双关蕴藏深意，还是四姐和茹凤声所对的那一联更胜。

玉洁冰清，平地也能生玉树；

迎新送旧，火坑何处有青莲。

“火坑”“青莲”本来都是佛教用语。火坑指炼狱；青莲则指月光下开出的清净无垢之花，也比喻佛性。火坑与青莲，是互相矛盾难以共存的事物。而四姐引用这两个词语，是要提醒凤声“青楼没有好女儿”，需要迎新送旧，及早脱身。当然从大乘佛教的角度，众生皆可成佛，火坑也可有青莲；但从现实考虑，青楼女子迫于生存压力，有“好女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哪怕立心不在诓骗钱财，从身份与经历来看都不应该是清白人家的成婚对象。

但即便如此，四姐也不认同以凶狠恶毒的手段对付这个青楼女子。她正是温柔善良，才尤其觉得难办。明月提出仿冒哥哥笔迹写绝情信的方法，在通常情况下确实不失巧妙：如果那妓女确有所图，那见信便该知难而退；在凤声那边，见对方久不联系，估计便就淡了。一般人失恋不过就伤心一阵，但想不到这两人情深如许，又烈性非常，一个选择投河，一个抑郁成病，竟是走入困局了。

《花染状元红》有许多版本，首演于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由颜耀林、叶绍德进行修改；内地演出版本是90年代由宋华曼重新整理，于是目前通行就有香港和内地两个版本。香港版花艳红没有投河，只是出家为尼；而且四姐于庵堂见到了缘时并不知道她就是艳红，只是因为儿子因情起病，而这小尼貌美多才，又身世可怜，故而有意撮合，吩咐凤声与她见面，一段有名的粤曲《庵堂重会》就由此而来。可是堂堂状元兼之家教严格，随便就找一个在庵堂只见一面的小尼姑为妻，并不比娶妓女更妥当。而且茹凤声明知了缘就是艳红，去到却不坦承身份，还假扮医生，试探艳红是否只是为了嫁状元才拒绝自己的复合要求，简直就跟《平贵回窑》一样无谓又恶趣味。

相比之下内地版则改得干净舒服许多。艳红投河自尽，让本性善良的四姐和明月都陷入愧疚（虽然明月嘴硬“是她薄命死得早”，但接信时的恐慌以及后来发现艳红未死的如释重负才是真实的心情反映）。庵堂见面时，四姐和明月先感了缘的品貌才学，再听闻她的身世，最后确知她正是花艳红，这才定下主意玉成其事；而且并不是直接跟了缘说明希望她嫁状元、不顾及她的自主和自尊（香港版就是这样的），而是把了缘留下的诗文带给凤声——他自己的姻缘，让他自己去争取，作为家人只要表达支持的态度便可。这种处理方式，就十分熨帖舒服。

母女俩和了缘庵中相会那段戏很有意思。四姐不方便说出是状元公害相思病，于是就让明月假装是她得病。了缘解签时触及伤心事而哭泣，明月未经情爱，以为这尼姑姐姐太感性，居然会为一个她编造假装出来的痴情女形象而同情伤心，真是太好玩儿了，对母亲说起时眉飞色舞，咯咯笑了起来。可四姐是过来人有经验，一听就听出这小尼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马上就制止明月发笑以防伤害到了缘，这就是长者的体贴和厚道了。

得到四姐首肯之后，剧中最大的矛盾也得到解决，似乎就可以大团圆结局——但其实还差一点。古时官宦人家与贱籍不得通婚，否则受舆论影响不说，分分钟亦仕途有碍，这点可以参看《升官记》和《风尘知己未了情》。于是哪怕略有牵强，剧中都要安排夏子奇和花艳红是幼时失散的兄妹，从妓女变作书香门第、探花之妹，完成最后一步洗白程序，使她与茹凤声的结合更加名正言顺。

虽然这洗白使“火坑有青莲”的主题变得有些可笑——从没有什么冲破礼教、成见的枷锁，婚姻说到底还是讲究门当户对——但《花染状元红》毕竟是让一个定式化题材超前走了一大步，尤其是在数十年来的不断修缮中，让我们更能体会人性的温柔与善良所能带来的力量。